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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文观念的突破与当代散文的前途

来源::未知 | 作者: | 本文已影响
     摘 要:随着散文观念的更新突破,当代散文的文体获得了空前的解放。面对着这种“破体”甚至“失范”的创作态势,本文从“大”与“小”、“优雅”与“粗野”、“真实”与“虚构”、“在场”与“出场”四个方面,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进行反思。文章认为,只有多一些现实意识和问题意识,并立足于传统,立足于现代的大视野和当代散文创作的实际,我们才能脉准当代散文的症结之所在,才能找到突破的方向。

  一 面对“破体”与“失范”的当下散文
 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,在散文创作领域,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散文打破了原先过于持重与平静的局面,显得特别亢奋与活跃。其表征是随着散文观念的嬗变,散文创作从以往的崇拜“美文”,迷恋优雅纯洁,效仿杨朔式的托物言志、借景抒情,到唯余秋雨的马首是瞻,热衷于在历史的后花园散步,由过去的迷“小”变为现在的恋“大”。“文化大散文”之后,又有“新散文”异军突起,其以横扫千军之势,从写作立场、价值取向、虚构性、叙述、结构、语言等方面对传统散文发起了猛烈的冲击,进行了全方位的颠覆,而今可以说是“革命”基本成功,野狐禅已经进入庙堂。“新散文”尘埃未落,新近又出现了“在场主义”散文,以及强调“原”的“原生态散文”,甚至还出现了“披头散发”的“四不像散文”。这种散文现象蜂起、散文佳作如林、散文口号翻新的局面,不禁使我们想起上世纪80年代曾经“崛起”且“朦胧”,而后又不断“试验”着的诗歌盛世。毫无疑问,这种生机勃发的创作格局不仅标志着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,而且表明散文的观念和审美视域已获得了重大的拓展。
  然而,在看到当代散文观念的突破与变革的同时,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因观念的嬗变、文体的解放而“想写什么就写什么,想怎么写就怎么写”的写作狂欢带来的危害。有研究者认为:“这种‘破体’愈演愈烈,时至今日已成‘失范’之势,它严重地影响和损害了散文的健康发展。”① 正是面对着这种既“破体”又“失范”的创作态势,我想从“大”与“小”、“优雅”与“粗野”、“真实”与“虚构”、“在场”与“出场”四个方面,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进行反思。这种反思虽属一己之见,说不上全面深刻,但我认为,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当代散文的前途和命运,万万不可等闲视之。
  二 “大”与“小”
  散文创作中的“大”与“小”的问题,刘锡庆先生曾在《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》一文中谈过。②不过,刘先生主要从“范畴论”,从外在形式的“大”与“小”来探讨,我则侧重从形式与内容的结合,特别从感情含量、精神空间和人格境界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。
  “大”与“小”的第一层面,是“散文”的概念、定义的“大”与“小”的问题。关于这方面,过去的散文研究者做过不少探讨,但至今仍未有统一定论。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,又有贾平凹与刘锡庆的“大散文”与“文体净化”之辩,同样谁也说服不了谁。所以我不想在此问题上过多纠缠,我只想简单表明我的看法:“散文”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,它的范畴应有一定的弹性和宽泛性,比如小品、随笔、笔记乃至一些人物纪实、生活纪实之类,都应视为散文家族“理所当然的成员”。持论过严,口子太小,认为惟有“主情”的“艺术散文”才是散文的“正宗”,其他都应拒于散文的大门外,这样“小”是“小”了,却是自缚散文的手脚,自毁散文的长城,并不利于当代散文的发展。反之,无视散文的边界,将散文当成“百宝箱”或“大箩筐”,什么东西都往里装,同样会给当代散文带来灾难。因为如此一来,谁都可以轻视散文,不将散文当一回事。事实上,散文之所以长期受到轻视贬低,很大部分原因就是人们对这种文体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所致。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忧,我原则上赞同刘锡庆先生的这样一个观点,即真正的散文应有情感的震撼性、表现的优美性和精神的独创性。总之,加强散文的文学品位,提高散文文体写作的难度,是关系到当代散文前途命运的大问题。
  与此相联系的是篇幅的“大”与“小”。在篇幅方面,自从“文化大散文”兴起后便出现了一种创作倾向,许多散文作者一写起散文来动辄每篇就是万字以上,有的更是达到了每篇几万字。及至到了“新散文”那里,这种“厌短逐长”的写作风气不仅没有收敛,反而有蔓延之势。比如祝勇的《旧宫殿》(15万字)、张锐锋的《别人的宫殿》(20万字)、《沙上的神谕》(20万字)、《皱纹》(21万字)、《祖先的深度》(20万字)等作品,其篇幅都超过了10万字。散文篇幅越来越长,固然有“破体”之效,但我认为此风不可长,因为它违背了艺术创造的规律,尤其违背了散文这一文体的本体性。散文是“以情动人”,以简洁、凝炼、优美的文字,以心灵的建筑去打动读者。试想,一篇几万字的散文,它的感情有可能集中和强烈,文字有可能简洁和凝炼吗?它必然掺进一些感情的水分,必然要唠唠叨叨,必然要东拉西扯天马行空,或用一些空泛的议论来拉长篇幅。可能是看到“超长散文”的这一致命伤,在散文创作上成绩颇丰、对散文理论亦深有研究的林非先生早就指出:“如果想要展开更长的篇幅来进行叙述的话,那就干脆去写小说好了;如果想要这样来进行议论的话,那就干脆去写论文好了。企图写好一篇长达数万字的散文来,那真可以说是违背了艺术与审美的规律,去做一桩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儿。”③ 林非先生的尖锐批评可谓一语中的。既然如此,当代散文还有什么理由要弃短就长,以长是鹜呢?
  “大”与“小”的第二个层面,是题材的“大”与“小”。大概是厌倦了传统散文在题材选择上过“小”,过于偏爱“小摆设”,即迷恋写风花雪月、小桥流水之类的缘故,这些年来,散文批评界一直在呼吁“大品”、“史诗性散文”,提倡“大题材、大情感、大境界、大家气派”的散文,与此同时贬低“小题材、小情感、小境界、小家子气”的“小女人散文”、“小男人散文”。于是乎,一时间散文界充斥了大量写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,写王朝更迭和知识分子的气节人格,写中华民族的文化苦旅等以“大题材”为特征的大散文,甚至原先一些以写小题材、以抒发复杂细致的情感见长的女性散文家,也争先恐后加入到追逐“大题材”的行列中。其结果自然是堆砌资料、硬性拼凑、牵强附会,或反刍陈腐的历史观点,或大词连篇,凌空蹈虚。总之,散文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“大题材”的误区,从而失去了自己的本性。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,并不得不去思考这样的问题:当代散文的题材到底是“大”好还是“小”好?在我看来对此问题不能硬性规定、一概而论,而应根据作家的生活阅历、思维结构,思想境界和审美情趣来决定。比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巴金的《随想录》都是“取材者大”,但因“所见者大”(孙犁语),所以他们代表了其所处时代的散文水准。余秋雨的“大散文”尽管遭到百般贬低,但因他有一般人所不能及的学识、才情、语言天赋以及对历史的独特理解力,因此他获得了成功。同样的道理,一些从“小”处进入的散文,由于以“小”见“大”,将个人的个性体验、生存困境同人类面临的大问题联系起来,这样切入视角“小”的散文同样可以成为杰作,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。可见,散文的题材在本质上没有“大”与“小”之分。散文写得好坏的关键在于创作主体的创造能力,而且这种“大”与“小”常常处于变动之中,不可能一成不变。如果一味强调写大题材,则有可能像汪曾祺、林斤澜等人所批评的那样,将回到“题材决定论”的老路上去。④ 此外,过分重视大题材,轻视、反对写小题材,也有悖于散文这种文体的本性,因散文的长处正在于“一粒沙里见世界,半瓣花上说人情”⑤ 。正是基于此,我认为当代散文在题材的取舍上不应过于纠结于“大”与“小”,而应在“小”中见“大”、“小”中见“广”、“小”中见“深”上多下功夫。
“大”与“小”的第三个层面,也可以说是散文创作的核心,是关于创作主体情感的“大”与“小”。在这方面,散文批评家王聚敏曾做过深入独到的研究,并出版了专著《散文情感论》。我在散文情感方面的一些想法,主要也是受到他的启发。总体来说,散文是一种诉诸内心、倾向于自我表现的“主情性”艺术。散文的情宜克制而忌放纵,正如贾平凹所说:“人的一生有多少情可以抒呢,如果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,为抒情而抒情,那怎么会不矫情呢?”⑥如果一个散文作者见花就狂喜,见月就落泪,见人就悲情,见到一只蜜蜂就说蜜蜂蜜蜂我爱你,那么他的散文一定是失败的。因为这是失去节制的滥抒情,而滥抒情正是散文的最大敌人。这样放纵的抒情最容易导致浮情与矫情,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抒情。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,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“大散文”而出现的不少抒“大情”的作品,正是犯了这一抒情的大忌。在这一类作品中,作者或慷慨激昂,纵论古今中外史事;或悲天悯人,感叹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多舛;或满纸的大话空话,如“人格操守”、“道德理想”、“人道情怀”、“精神家园”、“诗意栖居”等等,不一而足。事实上,诸如此类 “抒大情”、“宣大理”的抒情,与上世纪60年代前后杨朔、刘白羽等人的抒“大我”、抒“国家”、“集体”之情是一脉相承的,其深层是一种“‘感恩意识’、‘颂圣意识’,或狭隘的‘国家意识’、‘民族自恋意识’和自适自足的‘封闭意识’在作祟”⑦ 。因此,在我看来,新世纪的散文若要有所前进,有大的发展,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在情感表达上,要舍“大”求“小”,或“大”“小”互融。这是因为,散文说到底是一种心灵的写作,对于一个散文家来说,作品获得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抒情架势的“大”与“小”,而在于作家是否有一颗真实和真诚、可以被读者触摸到的“散文心”。真正优秀的散文,正是这种“散文心”的自然、朴实、随意的流露。其次,正如王聚敏所说:“散文的好坏,质量的高低,不在于其情感和篇幅的大小,而在其情感质量的高低,层次的深广,高、深、广,则能与读者沟通共鸣。”⑧高质量的感情,必定是一种既单纯又多元、既清澈明净又包含着大爱大怜悯,同时还应是一个民族的健全心智和情绪的真实呈现。假若当代的散文创作拥有了这样高质量的感情,那么当代的散文自然就拥有了高品质、高境界。
  “大”与“小”的第四层面,还联系着散文作家的思想境界和精神空间。这一层面的意思指的是,散文的“大”,不是外在形式的“大”,也不是物质时空的“大”。散文的“大”,指的是散文作家应有一种阔大的思想境界和精神空间,以及拥有一种博大的情怀,一种人格智慧的闪光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,有一批作家如史铁生、韩少功、王小波、张承志、张炜等在散文的思想界面和精神空间上进行了有益且有效的开拓,他们的创作无疑是“散文天空中的绚丽星光”⑨ 。但应看到,当前散文界还存在着大量内涵浅露苍白、精神空间狭小逼仄的作品。面对这样的创作现实,我认为当代散文还要进一步提高思想的质地,进一步拓展散文的精神空间。而且,这种“大”的精神空间的拓展,应建立在作家独立的个性、自由的精神和强健纯正的心灵之上,同时还要将“大”与“小”有机地融合起来,即创作主体既要有“大”的思想和精神空间,又要从“小”的视角切入。这样散文的表达才会有新意,力量才能凝聚起来,而后长驱直入事物和人心的内部,反之便有可能导致虚假和空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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